厦门空管站：我们准备好了

(61)参见刘长兴：论民法上的环境人格权，载吕忠梅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17页。

《物权法》第89条和第90条遵守管制标准和国家规定的表述，实际上是在民法中揉入了公法性规定，其后果是把相邻领域环境民事责任的承担简化为超标担责，并未考虑管制标准在不同类型环境侵害中的意义差别，也容易在司法实践中产生达标免责的误导，应删掉此类表述。(4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找到的环境法典有《哥伦比亚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国家法典》(1974年)、《菲律宾环境法典》(1977年)、《瑞典环境法典》(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2000年颁布，2018年修订)、《意大利环境法规》(2006年颁布，2017年修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生态法典》(2007年)、《爱沙尼亚环境法典法总则》(2014年)。

因为，一方面，民法典要将绿色原则通过制度化安排在民法各分编中加以贯彻，涉及民法典的绿色化射程的界定。目前，对《民法总则》第9条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在已有的研究范围内，至少应考虑如下方面： 1.确立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基本制度 环境法典编纂要对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进行整合，这种整合背后所遵循的逻辑是法律的特定目的。然而，与环境立法数量庞杂且不断增长的状态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环境法律制度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达不到建立与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要求，与新时代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17)作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环境侵权责任规则，仍然是民事权益的保护与救济规则，其视阈中的生态环境依然是被预设为可归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物的范畴，对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与规律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不可能全部给予重视。

民法典编纂也为制定绿色法典④提供了挑战与机遇，使得我们有必要在讨论民法典的绿色化的同时，进一步研究民法典与环境法典的关系。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典，它属于框架性编纂，以放弃传统意义上法典的封闭性和全面性来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开放性和引导性。(13)参见吕忠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概念的法律辨析，《法学论坛》2017年第3期，第5—13页。

这些制度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物的利用，有积极意义。法典化的优缺点与基本法路径异位，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如何将现有的环境法律通过筛选、整合编纂成一部具有逻辑性的法典。私法自治的观念开始顺应社会法理的要求，并对自由内容进行修正，使其受到公序良俗的限制。(40)我们对中国环境司法现状的跟踪调查发现，司法实践中法官很少适用环境保护法律裁判案件，其重要原因是相关立法不好用。

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政府行政权的标的，许可、划拨、确认、收回等行政性手段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权取得、行使、终止的唯一方式，市场机制严重缺乏。(33)这要求环境法在反思私法自由理念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同时，重视其通过认可生态环境资源的多重价值、合理界定权属、确定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交易规则等解决环境问题的至关重要作用。

(50)参见吕忠梅，见前注③，第6页。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基础上，在环境法典中做出有针对性的特别规定。罔顾生态规律、漠视自然的权利和价值、经济至上、狭隘的人本主义运动、不考虑资源配置可能付出的环境代价，弊端已充分显现。无论是对社会的妥当性考虑，还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要求，都可以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作为现代社会公序良俗的基本内容。

很多民法学者也在主张民法典生态化，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第9—10页。在立法上，进行与法学概念范畴相一致的体系化构建，首先区分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法律子系统，然后再逐层降解，每个子系统下有若干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36)参见柯坚：当代环境问题的法律回应——从部门性反应、部门化应对到跨部门协同的演进，《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27—29页。但限于环境法律本身的独特性和环境法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德国环境法典的制定历经几个阶段、四个草案稿，但有关问题还在不断讨论和修改完善之中。

通过对环境执法主体权限的综合考虑，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加强不同执法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瑞典环境法典以实用主义理性阐释了法典化理论与实践的转向。

(36)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统领，以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法、生态保护法为主干，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立法为补充的环境法律体系。在立法内容上，环境保护立法与资源开发利用立法的宗旨、原则、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不衔接问题十分突出，甚至有许多内容直接对立。

在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既缺少与民法典相对应的大规模人群健康受害救济制度，也缺乏环境法所特有的生态环境受害救济制度。(42)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更多关注污染防治和设定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度，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将大大推动环境保护法律的现代化。环境法规范的法典化与民法典不同，囿于其变动性和不成熟性，应以适度化为宜。而是要择其基本价值、共性原则加以整合，对基础性的目的、原则以及相关制度进行规定，在环境法领域中建立起具有基础涵盖力以及综合协调力的框架体系。(25)参见吕忠梅，同前注①，第36—53页。也就是说，对我国环境法的法典化而言，宜降低传统意义上理想型法典的目标定位，而应当定位为适度化的法典编纂。

(18)参见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29日，第8版。这就要求环境法必须建立在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在承认自然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联系在一起。

欲将绿色原则贯彻到具体民事制度，必须解决好现行立法存在的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具有环保功能的民事规范存在于环境和资源立法中，如何根据普通法与特别法的一般规律，在民法典编纂时予以妥善处理，建立科学合理民事法律制度体系。一是规定环境侵害诉讼特别程序。

目前，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追求和立法目的的环境法，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实践活动的法治基础和核心。(63) 3.建立公法权力私法操作机制 环境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是把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群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按绿色发展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根据需要对理论与实践中既有的各种法律手段进行逻辑化整合，将其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以推动环境法的现代化。

三是规定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协调机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要求人类对于当代人、子孙后代乃至自然承担更广泛的责任，这就要求对法律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以强调共同的利益、充满健康与福利的环境，对所有人类包括子孙后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对法律结构进行一些必要改革的出发点。由于环境法领域缺乏统一、协调的法律体系，我国现行环境法律制度呈明显的碎片化、相互重叠乃至相互矛盾的状态。(22)因此，以预防原则为指导的是各项环境管制法律制度。

社会利益日益彰显，迫切要求改变对民事主体自由的放任，并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和限制。民法中的预防原则再扩展也难以达到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的效果。

一是可以确定环境法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建立基本法律规范和环境治理工具的统一运用规则，如环境质量目标、环境风险控制、环境税、补贴以及其他经济手段等。③在《民法总则》的制定及对《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单行法进行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学者们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不仅在民法总则中规定了绿色原则，而且将在民法分编的编纂中考虑将其具体化为各部分的规则。

另一方面，环境法中基于环境保护需求的私法手段已不是过去完全意义上的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权利绝对化的手段，它所要求的是既具有私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又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其理论基础、权利本体、权利价值以及权利运行都必然有着不同于传统民事权利的特性，这涉及环境法如何建立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制度体系的法典需求，以及如何与民法典的绿色化射程相互调适问题。最典型的是瑞典《环境法典》。

4.健全环境侵权责任制度 《侵权责任法》是最直接体现环境保护功能的法，第8章专门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从规则制定的技术角度以及从提高环境法的透明度和简约化的角度来看，其特点在于对环境事务的独创性、体系化的组织。吕忠梅：绿色民法典：环境问题的应对之路，《法商研究》2003年第6期，第3—6页。法国采用法律汇编的形式，包括了过去三十年有关环境立法的几乎全部规定。

尤其是在各自然资源立法中，涉及权属制度的内容比较多。法典由立法部分、行政法规部分和附录三部分构成。

此外，在环境管理立法方面，我国环境立法中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以保障人群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体系、环境风险管控机制、环境监测评估与信息共享机制等，均缺乏相关法律制度支撑。因此，在同时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中，为了体现人作为主体地位的多重性特质，有必要扩展原有的人格概念，适当地增加关涉环境因素的内容，即人们享有的一种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基础，在美好的环境中的生活和工作的权利。

不可否认，环境法典也不可能全面地抛弃按不同的环境要素进行管制的立法方法，但它至少能够克服环境法的分散现象，使环境管制从分散走向协调一致。在此基本定位下，民法典应当抛除脱离民法的根本、逸出过远的规则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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